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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學教育提供的課堂視野
在文學立科百余年后，陳平原再度提出了“文學”如何“教育”的問題。2016年，他將自己5年前問世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一書大幅增訂，并添加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作為自己思考這一問題的階段性總結(jié)，鄭重推出。
“文學教育”原本不是新鮮話題，既往研究不但汗牛充棟，且已形成若干范式。或是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三分的知識框架中生成的文學史學，或是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fā)圍繞專業(yè)著述做出的相關論述，或是在教育史的視野中對于課程設計與教育方法進行的往復推敲。三者不僅各自淵源有自，而且因?qū)俨煌瑢W科，彼此之間也涇渭分明。陳平原在進入這一問題時并未因循任何現(xiàn)成理路，而是從反思故有范式得以奠立的制度前提———學科文化在現(xiàn)代中國的出現(xiàn)與壯大入手，在文學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交匯點上重新激活了這一命題具有的歷史勢能與現(xiàn)實潛力。在他的研究中，“學科”不再是不證自明的前提，而是被視為一個不斷展開的歷史過程，文學、學術與教育三種維度在其中沖撞、拉扯與交融。而他對于文學教育問題的思考正是在這一背景中進行。這也就決定了他的論述不僅與以往觀點及其背后的學術觀念拉開了距離，而且從根本上提升了對于這一命題的認識水平與討論境界。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增訂本)》凡44萬言，計12章，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為全書主干，占到了總篇幅的將近一半，以晚清及至1960年代文學史學科在現(xiàn)代中國的發(fā)端與建構為參照，以細針密縫的功夫考察了幾代學人對于文學如何教育的實踐與思考。與一般論者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大都通過采擷前人言議以推進論述的做法不同，陳平原更為在意的是其間的實踐層面。這便是他所說的在第一部分乃至全書中“自認為最有心得的，不是桐城與選學之爭，也不是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的張力，而是對于‘文學課堂’的發(fā)掘與表彰”。
在陳平原看來，“后人論及某某教授，只談‘學問’大小，而不關心其‘教學’好壞，這其實是偏頗的”，因為“對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課，都是一次與聽眾合力完成的‘表演’”，需要“教案精彩且能臨場發(fā)揮”、“兼及教書與育人”、“學術上具有前瞻性”與“顧及學生感受”�？梢娫趯W術史上，尤其是談論文學教育的脈絡之中，文學課堂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學科建構、課程設計與專業(yè)著述。換句話說，文學與文學史不僅是寫出來的，也是講出來的。而講出來的文學與文學史，其影響可能更為直接、根本與多元。
陳平原討論文學教育問題的一個重要貢獻，便是提供了一種“課堂視野”。他把文學教育從疊床架屋式的知識傳授中解放出來，還原為一項兼及歷史感與人情味的系統(tǒng)工程。其中有對大潮流的判斷，也有對小環(huán)境的體貼，更有對心情與心境的敏銳捕捉及通達理解。于是，康有為與章太炎對抗學科化的努力、魯迅等人在課堂內(nèi)外的笑聲、朱自清對于新文學學院化的探索、黃侃等人的詩意人生、沈從文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教育實踐、顧隨與錢穆分別以詞人與史家的身份登上文學講臺，就統(tǒng)統(tǒng)被納入了考察范圍，并成為了高度內(nèi)在于文學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一個世紀的文學教育及其利弊得失，也因此活了起來。
鉤沉與考辨已經(jīng)隱入歷史深處的文學課堂當然是一項返回現(xiàn)場的學術工作，但觸摸歷史的目的更在于打開新的論題與論域，于史實中求史識，進而鑒往知來。重構歷史感旨在為現(xiàn)實及未來提供某種方向性。而陳平原打撈與綴合文學課堂的努力，正可作如是觀。
在文學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交匯點上探究文學如何教育，意味著背靠不同學科的理論資源而又不被彼此壁壘森嚴的問題框架收編，面向歷史的原生狀態(tài)而又不至流于空疏、浮泛或者后來者的一廂情愿。陳平原得以在小與大、實與虛、細節(jié)與整體以及個案與通例之間穿梭自如、拿捏精當?shù)年P鍵在于從歷史現(xiàn)場中發(fā)現(xiàn)了人，并以人為支點重新結(jié)構了歷史敘述。
全書的第二部分正是以人為中心展開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陳平原對于論述對象的選擇饒有意味。他格外關注那些生不逢時卻又在歷史夾縫中百折不回的前輩學人。無論是身影模糊的黃人，還是作為新文化的對立面而長期被“打入另冊”的林紓，皆屬此類。即便談論魯迅，他的立足點也是對其學界邊緣心態(tài)的抉發(fā)。而“北大中文四老”吳組緗、林庚、季鎮(zhèn)淮、王瑤，在陳平原看來，也是蹉跎半生的疲憊旅人。他們當然為20世紀中國學術貢獻了寶貴經(jīng)驗，但也留下了無盡的困惑、教訓與遺憾。這些堅持與努力，只有回到人的本位，從個人境遇、個體生命以及個性化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的角度著眼，才能被提取成為一種有效的歷史經(jīng)驗，此即謂“返本開新”。
當然，陳平原以人為視角，依托文學課堂進入對于文學教育問題的討論，并不等于完全拋開學界的既有成果而另起爐灶。已有范式雖是他的反思與對話對象，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同時被他汲取。《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 最后四章構成的第三部分，便是十分標準的學術史論述。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增訂本)》雖系歷史研究，卻也在深刻回應著學界的現(xiàn)實關切。其中有學問，但更有一代學人的心情。在文學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交匯點上追問文學如何教育，既是一種學術眼光，也是一種現(xiàn)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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